内阁九卿奏本

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，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。上谕：“曾静一案，前命侍郎杭奕禄、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。据曾静逐款回供，俱是悔过感恩之语，此等奸险之徒，语言诈伪，或畏惧诛戮，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；抑伊自知罪大恶极，愧耻悔恨，出于本心。著大学士、九卿詹事、翰林、科道，将从前诘问各款，逐一再加讯问，确取口供具奏。钦此。”

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，逐款复讯，据曾静供出，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，俯首认罪，甘服上刑。又据供：“弥天重犯罪案，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，自知万死万剐，更有何法可解！所痛恨者，实因住在深山穷谷，愚昧无知，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，得以迷心。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，所以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之党羽匪类，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，得以惑听。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惑听，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，愈得以固志。二者交乘，相因为害，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。直到后来，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，与我朝得统之正，直迈商周，方知从前之错谬，自悔自愧，自咎莫及。“盖我皇上之大德，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，饱饫已周年矣。不惟目睹耳闻，深仁厚泽之在天下，为自古所未有，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，冒犯九五之尊，万死不足蔽辜，而当亲皇恩，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。虽尧舜之对，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，又岂汉高之宽，唐太之明，所能拟似于万一！况我朝得统之正，治化之隆，并非泛说‘远迈商周’。一语所能尽。盖我朝龙兴，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，由满州而至中国，地之相去数千余里，而德化之盛，及于中土，薄海内外，无不倾心爱戴。由是天与人归，使大统一朝而成，不劳而得，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，而后民心乐从，始有天下者可比。其规模更大更远，所以为亘古莫及。“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，亲被我皇上的德化，亲见熙景象，颂德歌功，欢声载道，不觉倾心悦服至此。则前之狂悖，由于无知，后之爱戴，出于有见。前后虽异，其实皆发于本心。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，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，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。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，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，在天地间极其大，我皇上之圣仁，迈古今而极其至。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，露其奸党谤毁之行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，申名义于千秋万世，使天下之大，万世之远，人人悦服，处处倾心耳。“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，愿置身极典，以求其心之所安。且使天下万世，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，透民骨髓，即在无知悖逆之民，犹切被化改过，自愿伏罪以至如此。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，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，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，更有何说！”等语。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，罪大恶极，妄信逆贱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，胆肆凶逆，辄敢诋毁本朝，诬蔑君上，编造逆书。从湖南至陕西，劝封疆大臣以反叛，欲构乱于升平之世。核其情罪，法无可宽。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，戴高履厚五十余年，忽谋为叛逆之事，从古以来，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。臣等审讯之下，无不切齿恨愤，咸愿食肉寝皮，虽寸磔族诛，不足以蔽其辜。查律内谋反大逆，但共谋者，不分首从，皆凌迟处死；正犯之祖父、父、子、孙、兄弟、及伯叔父、兄弟之子，男十六以上，不论笃疾、废疾皆斩；男十五以下，及正犯之母、女、妻、妾、姊妹、子之妻妾，给付功臣之家为奴；正犯财产入官；若女许嫁已定，归其夫；正犯子孙过房与人，及正犯聘娶未成者，俱不追坐等语，曾静应照此律，即凌迟处死。行文湖南巡抚，查明曾静之祖父、父、子、孙、兄弟及伯叔父、兄弟之子、男十六以上，照律皆斩立决；男十五以下，及母、女、妻、妾、姊妹，子之妻妾，解部，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。所有财产，查明入官，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，将曾静立正典刑，以彰国法，以快人心。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，听从曾静指使，赴陕投送逆书，思欲构乱。亦应照“共谋者皆凌迟处死”律，即凌迟处死。为此，合词谨奏。请旨。

雍正上谕

奉上谕：自古凶顽之徒，心怀悖逆，语涉诋诬者，史册所载，不可枚举。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，张为幻，实以古所未见，为人心之所共忿，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。然朕往复思之，若伊讪谤之语，有一事之实，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，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，即天下臣民，也应共怀离异之志；若所言字字皆虚，与朕躬毫不干涉，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，偶闻犬吠鸮鸣而已，又安得谓之讪谤乎！上年此事初发之时，朕即坦然于怀，实无丝毫仇怒之意，笑而览之。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。嗣令侍郎杭奕禄、副都统海兰，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，明白晓谕，逐事开导，动以天良，祛其迷惑。而伊始豁然醒悟，悔过感恩。其亲笔口供，不下数万言，皆本于良心之发见，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，遂妄萌悖逆之念，甘蹈赤族之诛也。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，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；而其谤及朕躬者，则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等之逆党奸徒，造作蜚语，布散传播，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。自上年至今，已将一载。朕留心体察，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，今日案内著邪书、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，确有证据，并不始于曾静者，尽明白矣。与朕初意毫无差谬。则曾静之误听，尚有可原之情，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。

据曾静供称，伊在湖南，有人传说：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，圣躬不豫时，降旨召允来京，其旨为隆科多所隐，先帝宾天之日，允不到，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。其他诬谤之语，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。又据曾静供出，传言之陈帝锡、陈象侯、何立忠之人，昨从湖南解送来京。朕令杭奕禄等讯问，此等诬谤之语，得自何人？陈帝锡等供称：路遇四人，似旗员举动，憩息邮亭，实为此语。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，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，言中京师王府中来，往广东公干等语。查数年以来，从京发遣广西人犯，多系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，此辈听伊主之指使，到处捏造，肆行流布。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，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，陆续解到。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，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，于八宝家中，有太监于义、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：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，皇上将“十”字改为“于”字。又云：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，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，不知何如，圣祖皇帝就崩了驾。皇上就登了位。随将允调回囚禁。太后要见允，皇上大怒，太后于铁柱上撞死。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，都留于宫中等语。又据达色供，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：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，太后说：“何苦如此用心！”皇上不理，跑出来。太后甚怒，就撞死了。塞思黑之母亲，亦即自缢而亡等语。又据佐领华赉供称，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，曾听见太监关格说，皇上气愤母亲，陷害兄弟等语。八宝乃允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，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，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；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；太监关格系允亲给之太监；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；其他如允之太监马守柱、允之太监王进朝、吴守义等，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，悉从伊等之指使。是以肆行诬捏，到处传播流言，欲摇惑人心，泄其私仇。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，奏称：查得逆犯耿六格、吴守义、达色、霍成等，经过各处，沿途称冤，逢人讪谤。解送之兵役，住宿之店家等，皆共闻之。凡遇村店城市，高声呼招：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，我们已受冤屈，要向你们告诉，好等你们向人传说。又云：只好问我们的罪，岂能封我们的口！等语。是此等鬼蜮之伎俩，一无所施，蓄心设谋，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，冀侥幸于万一而已。夫允平日，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，从未有一嘉予之语。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：“汝之小儿子，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，彼也不要。”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，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。而逆党乃云，圣意欲传大位于允，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，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！虽天下至愚之人，亦知必无是事矣。只因西陲用兵，圣祖皇考之意，欲以皇子虚名坐镇，知允在京毫无用处，况秉性愚悍，素不安静，实借此驱远之意也。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，在诸兄弟之上，宫中何人不知！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，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，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，而不敢有异议。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，隆科多更改遗诏，传位于朕，是尊允而辱朕躬，并辱皇考之旨，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！朕即位之初，召允来京者，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：痛值皇考升遐大故，允不得在京，何以无福至此！应降旨宣召，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。此实朕之本意，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。以允之庸劣狂愚，无才无识，威不足以服众，德不是以感人，而陕西地方，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，允所统者，不过兵丁数千人耳，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，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，岂肯听允之指使，而从为背逆之举乎！其以朕防范允，召之来京者，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。及允将到京之时，先行文礼部，询问见朕仪注，举朝无不骇异。及到京见朕，其举动乖张，词气傲慢，狂悖之状不可殚述。朕皆隐忍宽容之。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，太后谕云：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，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。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。不允。朕又请：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？太后方谕允。诸兄弟同允进见时，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，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。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，种种不法，太后闻知，特降慈旨，命朕切责允，严加训诲之，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。允之至陵上，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、四月，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，是何论也？且何玉柱等云，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；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，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。同一诬捏之语，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。且塞思黑去西大同，在雍正元年二月，朕将不得已之情，曾备悉奏闻太后，太后是而遣之者，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。即允之命往守陵，亦奏闻太后，欣喜嘉许而遣之者，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。雍正元年五月，太后升遐之时，允来京，朕降旨封伊为郡王，切加教导，望其省改前愆，受朕恩眷。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。其间阿其那在京，塞思黑在陕，悖乱之逆日益显著。是其逆心必不可折，邪党必不肯散。而雍正四年，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，劝其谋逆之事，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。是允之拘禁，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，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，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！又马起云云，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。现今宜妃母妃，朕遵皇考遗旨，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，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，真鬼魅罔谈也。前康熙四十七年，圣祖皇考圣躬违豫，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，昼夜检点医药，而阿其那置若罔闻。至圣体大安，朕与之互相庆幸，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；目前何尝不好，虽然如此，但将来之事奈何？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，不觉出诸口矣。朕曾将伊不是处，对众宣扬羞辱之，而伊深为愧恨。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，加恶名于朕，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，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。至于和妃母妃之言，尤为怪异莫测。朕于皇考之宫人，俱未曾有一见面者，况诸母妃辈乎！七年来，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，即使令女子辈，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，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。又曾静供称，伊在湖南时，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，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。彼时为其所惑，今乃知皆奸党造作，毫无影响之语，无所不至。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，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，而奸党云，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，不知出自何论。又三姓地方，有人造播流言：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，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。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，桥上查检行李，不免风雨露处之苦，是以特发帑金，盖造房舍，俾其住歇。令管理税务之人，到店验看应试文凭，即令放行。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，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，致于漏税之咎。此朕之仁政，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，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，作此等诬谤之语，实为可笑，亦可怪也。阿其那、允纵酒无忌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。阿其那等蓄心阴险，存倾陷国家之念，怀与皇考为仇之心，而反一一加之于朕。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，畜养匪类者久矣。播散讹言，分门立户，各各收买党羽，欲以蛊惑人之耳目，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，然后快心，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。夫加朕以凶暴恶名，其罪犹轻，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，而作如此归结，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！阿其那、塞思黑等之罪，实万死不足以赎矣。伊等之奸谋若此，目今败露者，即不胜其数，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，奚止数千百人！造作种种诬谤之语，已流散于极边远塞，则宇宙之内，乡曲愚人，为其所惑者，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！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，身在地方，有稽查之责，乃伊将所见所闻，俱行隐瞒，不以入告。朕在九重大内，何由而知之？何从而究之？又何自而剖晰开示，使天下臣民共晓之？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，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，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，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，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，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，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。亦可知阿其那、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，不忠不孝，为天祖之所不容，国法之所难宥处。天下后世，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。此朕不幸中之大幸，非人力之所能为者，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，即此可宽其诛矣。从来奸宄凶丑，造作妖言，欲以诬民惑众者，无时无之。即如从前妖言云：“帝出三江口，嘉湖作战场”。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。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：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，今朝廷降旨，遣人至闽，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，悉行诛戮。又有山东人张玉，假称朱姓，系前明后裔，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，似此诞幻荒唐，有关世道人心之语，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，目为疯癫，苟且掩护于一时，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，日月渐远，传播渐多，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，转令无辜之人，受其牵累。此皆庸碌无能，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。又如村塾训蒙之人，本无知识，而又穷困无聊，心怀抑郁，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，授于村童传唱。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，转相传流布。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，紊乱国法者。地方大吏有司，视为泛常，不加稽察惩创，以防其渐。可乎？前年，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，欲以摇惑旗人之心。舒楞额闻之，据实入奏。此时朕随降旨根究，即得其造言之人，加以惩戒。凡属流言初起之时，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，必得其根由，使奸宄不至漏网，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，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，良非浅鲜。今因曾静之事，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，盖以此案发觉尚早，易于追寻，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。且朕之宽宥曾静，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。”曾静之过虽大，实有可原之情。若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：“凡人孰能无过？若过而能改，即自新迁善之机，故人以改过为贵。但实能改过者，无论所犯之大小，皆不当罪之也。”朕祗承圣训，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。盖过大而能改，胜于过小而不改者，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。朕赦曾静，正欲使天下臣民，知朕于改过之人，无不可赦之罪，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。且朕治天下，不以私喜而赏一人，不以私怒而罚一人。曾静狂悖之言，止于谤及朕躬，并无反叛之实事，亦无同谋之众党。彼跳梁逆命之人，果能束身归命，畏罪投诚，尚且邀赦宥之典，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！且曾静之前后各供，俱系他亲笔书写，并非有所勉强逼勒，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，实由于天良感动，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，形于纸笔。此及可原之情，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，而欲宽其罪也。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，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。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，较之从前诬谤之语，其轻重悬殊，何止千百？论其情罪，岂足相抵！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，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鸮鸣无以异矣。然朕亦不论。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，另行审明正法外，著将曾静、张熙免罪释放，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，与伊口供，一一刊刻颁布，使天下人共知之。湖南省地方大小官员等，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，敷扬朕训，化诲百姓，尽去邪心，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，实有阄忝于父母斯民之责，此则深当愧耻者。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，或将曾静，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，朕必问以抵偿之罪。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，彼本地之人，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，其活罪亦然。即朕之子孙，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，而追究诛戮之。盖曾静之事，不与吕留良等。吕留良之罪，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，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。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，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，特谕。

又奉上谕：“从来善恶之报，纤毫不爽。凡罪大恶极之人，虽一时宽宥，免于诛戮，而伊辗转行回，仍复自投法网，若有驱逐之使然者。即如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门下同恶共济之徒，潜蓄邪谋，阴怀逆志，实国家之巨贼，贻宗社之隐忧。朕既洞烛其奸，本应将伊等置之于法，以绝根株。只以一时不忍，思古人“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”之意，予以宽典，发遣边方，保其性命，以为此辈稍有人心，或能感发天良，悛改夙恶。岂料逆天造孽之人，不可化诲，毒忍之性，愈益猖狂，上干天地，皇考之怒。委曲婉转，假手于曾静辈，使奸党匪类之罪状一一呈露，不容漏网。天道昭著若此，能不令人毛骨悚然，倍加警惕乎。朕即位之初，召诸兄弟于养心殿，朕以肝膈肺腑之言，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：朕蒙皇考付托之重，于诸子之中，传朕以大位。不比前代继统之君，先后序立，父子之间，各成其是；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，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，而掩禹汤之功德。若朕之于皇考，则是非得失，实为一体。朕躬若是，则皇考之付托为是；朕躬若非，则皇考之付托为非。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，超越千古，朕断不敢苟且怠荒，甘于自弃，使天下后世，共论皇考付托之误，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。朕之此心，上天、皇考实鉴临之。凡我兄弟，均受皇考生成顾复，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，当仰体皇考之心，并思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之义，各抒忠荩，协赞朕躬。于朕所不能者，辅之助之；于朕所错误者，规之谏之；朕便有过失，亦当谅之隐之。同心匡弼，让朕一个是字，使朕为一代之令主，以成皇考之是，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。似此谆谆劝告，乃阿其那、塞思黑等置若罔闻，而悖逆妄乱之念，百折不回。不可以德化，不可以理喻，不可以情感，不可以恩结。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，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，且向在廷大臣云：“皇上今日加恩，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！其目下施恩，皆不可信。”又当大庭广众，咒诅朕躬，则其他可知矣。朕初即位时，塞思黑谓其左右人等曰：“不料事情竟至如此，我辈生不如死。”此伊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者。及令伊居住西宁时，伊则以多金邀买人心，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札，劝其构逆。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，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，称伊为帝，而伊藏匿之。是伊等之逆心，断不改除；伊等之逆党，断不解散。朕早夜筹思，总无可以料理措置，以全顽梗，以安宗社之良法。万不得已，将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分别拘禁，而不料阿其那、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。朕之办理此事，皆默告天地，虔对皇考，熟思审慎，量其轻重为宗社国家之大计，置此身于度外之举，此心可以对上天、皇考。至于众口之褒贬，后世之是非，朕不问也。从前储位未定时，朕之兄弟六、七人，各怀凯觎之心，彼此戕害，各树私人，以图侥幸。而大奸大恶之人，遂乘机结党，要结朝臣，收罗群小，内外连属，以成牢不可破之局。公然以建储一事，为操权于己，垂手可成，不能出其范围。此等关系宗社国家之大患，朕既亲见而深知之，若苟且姑容，不加以惩创儆戒，则凶恶之徒，竟以悖逆为寻常之事，其贻害于后世子孙者，将不可言矣。况古人云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是君民、上下之间，有天冠地履之义，尚言施报之情，岂有臣下之分，作乱犯上，显然昭著，只因系出宗亲，遂可纵恶长奸，置宗社大计于不问乎！故以在下言之，则曰：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而以在上言之，则曰：忠我则臣，背我则敌。此一定之情理，千古之通义也。且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，则兄弟宗亲，更不待言矣。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，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，岂不本末混淆，轻重倒置耶！今不必远引古昔之事，即以我朝与明代近事言之，我太祖、太宗刚毅明决，预烛机先，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见，是以成大一统之规，贻世世子孙太平之福。明之建文优柔寡断，不知大义，不识极变，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，卒至国危身丧，为祖宗之罪人。永乐虽幸而事成，祖宗天下不至落他人之手，然俯对臣庶，能不赧颜乎？传之后世，能免讥议乎？且扰乱海内，荼毒生灵，宗社之危，臣民之厄，未有甚于此时者。又如明宸濠之乱，亦由于姑息酿成，可为天下后世之鉴戒也。总之，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，若见之既真，知之既确，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而毅然决断，勿存小不忍之见，顾己身之毁誉，以贻祸患于无穷。倘见之不真，知之不确，而冒昧行之，或更有所怨参乎其间，则为天地祖宗之罪人，亦不能逃于谴责也。朕于阿其那等结党构逆之情，知之真确，而其显然背叛之迹，又大庭广众之所共见共闻者。彼时诸王大臣等屡次合词陈奏，请将阿其那、塞思黑等即正典刑，朕召入面见堕泪，复切谕之曰：“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乃圣祖皇帝之子，朕之亲弟，骨肉手足。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，今所奏如此，若稍有情罪不符之处，陷朕于不义，或稍有心口相违之处，抱歉于隐微，则得罪于上天、皇考者，莫大乎是。其能逃于天谴乎！”此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，无不以为阿其那、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，断断不容宽宥。朕复逐一询问，人人皆言陈奏之处，实实出于公心。朕犹降旨询问各省督抚、提镇等，其所奏亦复佥同。只因尚有数处未曾奏到，朕未降旨，各令拘禁，仍欲详加斟酌而定之意。而二人乃相继而死，朕尚未将伊等明正典刑也。此京师亿万臣民所共知之事，不待朕之晓谕者。若天下之人，必欲以朕诛戮二人为言，据伊等罪情、朝廷法律而论，朕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。盖有此一番惩创，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，知大义之不可违越，国法之不可幸逃，循理安分，以受国家宠荣，则所以保全骨肉宗亲者大矣，多矣！此遵古帝王“刑以弼教”之意，实尽敦睦九族，端本之道者。观今日阿其那、塞思黑已死，而其逆党匪类等仍不肯歇心，更加摇唇鼓舌，到处诬捏布传，冀惑天下民人之听，为构衅报复之端。若非上天、皇考俯垂默佑，使之败露，则传之天下后世，倘贻疑似之端，不但朕抱不白之讥，可惜皇考六十余年际天蟠地之功勋，上天六十余年锡福凝禧之恩眷，俱付之流水矣。朕又自幸抚躬内省，实毫无几微瑕疵之可指摘，理直气壮，因曾静此案，得以明目张胆，向薄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而畅言之。不然则口将言而嗫嚅，岂能免于瞻顾回护，又何颜以对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！朕蒙皇考俯鉴悃忱，于众弟兄中，惟许朕以“诚孝”二字。朕时时自问，不但用人行政，起居出入之间，事事效法君父，即隐微之间，偶举一念，必思此一念果合于我君父，始敢存于胸臆，否则必屏去之。朕虽不敢自谓尽孝，然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，实可对天地神明。是以仰蒙上天、皇考照察，保护提携，每显彰景象，而发奸摘伏之处，实非人力所能为者。朕惟有以手加额，感激项戴，刻骨铭心，益加黾勉而已。朕因匪类诬捏浮言，故明白剖析前后，降旨十数道，以示臣民。倘朕言有一字虚捏，是亦如若辈之居心，必遭上天之责罚也。特谕。

又奉上谕：前曾静逆书，诬谤朕躬诸条，离奇荒唐，即梦寐中亦无此诞幻怪异之境，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切，朕不辩亦不受，已于前谕中述其梗概。但朕之苦衷，尚有未曾详析宣示者。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狯，实逆党之渠魁，塞思黑、允、允皆听其指挥，愿出死力，而不顾伦常之大义，其举动甚不可测，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过，革面革心，则其他断无有不效法悛改者。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，而留阿其那在京，所以加恩厚待，冀其感激醒悟者，无所不极其至。且披肝露胆，诚切劝告，至于泣下，所少者惟下跪恳求耳。岂知伊悖逆不臣之念，百折不回。前诸王大臣等所参恶迹数十条，皆举朝共见共闻之实事。及至拘禁之后，不但不知畏惧，转欢跃加餐，横肆之态，不堪枚举。是岂尚有悛改之日耶？塞思黑居住西宁，逆状种种，无丝毫畏惧之心。及令其来保定时，岂但无儆惕之意，一路谈笑自如。其解送人员，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，伊笑曰：“他从来伶俐”。全无臣弟之道，而其悖逆之念更炽，又何可望其悛改耶！允拘禁已四年有余，至今悍傲如昔。允在拘禁之地，尚为镇魇之术，被伊太监出首。朕遣大臣询问情由，并从前结党等事，伊云：“我若说出，只恐杀我，如果皇上免我从前重罪，则便一一实供。”所遣大臣云：“皇上原有旨意，汝若据实供出，丝毫不隐，必宽宥汝罪”。于是伊将从前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等朋比作奸，阴谋秘计，暨朕即位后所怀逆议，一一供吐，且自认镇魇不讳。是以诸王大臣立请正法，朕仍将伊宽宥。看伊近来似稍有感愧之意。至于阿其那、塞思黑从来之恶迹，其彰明较著，为朕所知者，不可胜数；而其处心积虑，鬼蜮之行踪，为朕所不知者，不知凡几。伊等自意为朕必皆悉知，料无可幸免之理，是以残毒之念，日益加深，妄乱之行，愈无忌惮，拼一死以累朕，逆志坚定，不可拔矣。似此万无可姑容之罪情，而朕尚未忍即置之于法，仍令拘禁，以待天下督抚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。不料旬日之间，二人相继俱伏冥诛，实奇事也。此时朕垂涕谕全朝大臣曰：“朕原欲为十全之令主，以报答我君父之恩。今有二人之事，便黾勉十分之善，亦减去其半矣。此朕所遭之不幸，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！”总之，此等立心与国家君父为仇之人，暗结死党，潜蓄奸谋，不将国家至于扰乱倾危，其心不肯止息。朕既洞烛其逆情，若不先期防范，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，则朕之力不能胜，彼时身死无名，为天下后世笑，不但负皇考付托之重，而宗社之安危，正不可必，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。幸朕每事洞烛几先，伊等之伎俩，全无所施，惟力造作恶言，以为煽惑报复之计，由今日之事观之，虽渠魁数人被诛，而其同党胁从，至微至贱之人，仍复怀藏逆志，传布大逆之语。以此情形观之，然则朕之留心防范，早为经理者，岂非上天、皇考默启其心，使宗社苍生享太平之福耶！从来仇敌之人，造为谤议以泄其忿者，往往有之。朕从前未忍将逆党悉行正法，而充发边远时，亦料此辈奸邪匪类，必有怨望之词，想亦无人听信。但不料其诬蔑诋毁，怪诞奇特至于此极，亦并不料有曾静、张熙辈遂信以为实，而便生背叛之心也。所幸薄海之外，亿人兆人，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，浃髓沦肌，不为匪类流言摇惑于万一者，岂人力之所能哉！则皇考之留遗于朕者岂止天高地厚而已哉！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，而皇考又安宗社苍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。挥泪书此，再示臣民，天下也可以知朕之心矣。和硕怡亲王等题为滔天之罪恶难宽，率土之同仇甚切，恳祈乾断，明正典刑，以昭国宪，以快人心事。臣等伏读上谕，宽宥曾静，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，如天之无不覆，如地之无不载。虽恶兽毒蛇，魑魅魍魉，不忍以雷霆歼灭，欲使之改面回心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以至于今，未闻此宽大之典也。但臣等伏思我朝创业垂统，列祖圣圣相承，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，丰功骏烈，炳耀日星，厚泽深仁，浃洽宇宙。皇上嗣统建极，大孝大德，至圣至诚，宵旰勤民，仁育义正。躬行节俭，俾藏富闾阎；广沛恩膏，以普寒黎庶。蠲赈动盈亿万，教养溥遍遐荒。数年以来，年岁丰登，民气和乐，嘉祥骈集，风俗阜成。举凡含齿戴发之俦，靡不沐浴皇风，歌咏帝德，山陬海，僻壤穷乡，咸顺则怀恩，心悦诚服。乃有曾静者，性与人殊，张为幻，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，复道听阿其那、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。辄敢编集蜚语，缮写谤书，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，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。虽不能为反叛之事，实素蓄反叛之心。是以恶贯满盈，神明驱遣，令其自行败露，身服典刑，以消异类之邪说，以正天下之人心也。经年以来，中外臣民闻其嗥吠，皆切不共戴天之忿，思食其肉而寝其皮。今皇上沛如天之仁，悯其始由误听，今已悔悟，情有可原，特加宽宥。臣等伏读圣谕，以改过望天下之人，过大而能改，胜于过小而不改，若实能改过，则无不可赦之罪。又念跳梁逆命者，畏罪投诚，尚邀赦宽之典。大哉皇言！宽仁好生之德，度越千古。但曾静枭獍性成，阴谋不轨，诬谤悖逆，罪恶弥天。查律例开载十恶，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，皆常赦之所不原。是曾静之罪在十恶，乃三宥之所不及。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，赴陕投递逆书，思欲构乱，亦所难宽。仰祈皇上俯允臣等所请，敕下法司，将曾静、张熙按律处决，碎尸悬首；查其亲属逆党，尽与歼除；以明朝廷之宪章，慰臣民之公愤。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。为此，谨题请旨。奉旨：宽宥曾静等一案，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，天下后世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皆朕身任之，于臣工无与也。但朕再四详慎，所降谕旨，俱已明晰，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。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，著通政司将本发还。

雍正上谕

上谕：我朝肇造区夏，天锡人归，列圣相承，中外景从。逮我圣祖仁皇帝，继天立极，福庇兆民，文治武功，恩施德教，超越百王，亘古罕有。此普天率土，心悦诚服。虽深山穷谷，庸夫孺子，以及凡有血气之伦，亦莫不尊亲者。讵意逆贼吕留良者，悍戾凶顽，好乱乐祸，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，追思旧国，愤懑诋讥。夫仪宾之后裔，于戚属至为疏贱，何足比数。且生于明之末季，当流寇陷北京时，吕留良年方孩童。本朝定鼎之后，伊亲被教泽，始获读书成立，于顺治年间，应试得为诸生。嗣经岁科屡试，以其浮薄之才，每居高等，盗窃虚名，夸荣乡里。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，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。乃于康熙六年，因考校失利，妄为大言，弃去青衿，忽追思明代，深怨本朝，后以博学宏词荐，则诡云必死；以山林隐逸为荐，则剃发为僧。按其岁月，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，乃始幡然易虑，忽号为明之遗民，千古悖逆反复之人，有如是怪诞无耻，可嗤可鄙者乎？自是著邪书，立逆说，丧心病狂，肆无忌惮。其实不过卖文鬻书，营求声利，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，公然骂诅，以毫无影响之事，凭空撰造。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，或镌板流传，或珍藏秘密，皆人世耳目所未经，意想所未到者。朕翻阅之余，不胜惶骇震悼。盖其悖逆狂噬之词，非惟不可枚举，抑且凡为臣子者，所不忍寓之于目，不忍出之于口，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。今姑就其中数条，略为宣示内外诸臣，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，感愤之荒唐，犬吠狼嗥之忿戾。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，罪恶滔天，奸诈凶顽，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，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。其文集有云：“德祐以后，天地一变，亘古所未经”。又其行状云：“有故人死于西湖，为位以哭，坏墙裂竹，拟于西台之恸。”又云：“将以小庄为桃花源，为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之人。”又云：“遂削发为僧，苟延性命。”又辞山林隐逸之荐，答友人书云：“有人行于途，卖饧者唱曰：破帽换糖。其人急除匿，已而唱曰：破网子换糖。复匿之。又唱曰：乱头发换糖。乃惶遽无措曰：何太相逼！留良之剃顶，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。”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：“如其有重于生也，则偷息一日，一日之耻也。世有君子曰：夫，夫也，何为至今不死也。则其谬严于斧钺，又何庆之有？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，将置夫年不满三十，义不顾门户，断飞首，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。”又日记内诗句云：“若论五百年间事，紫色蛙声总正传。”又云：“麻喇吉出城，送者填塞，饥渴易为饮食如此，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，可怜可痛也。”又云：“李雯，华亭人，甲申后入北幕，《与史道邻书》及《下江南诏》皆其笔也。中有‘六合一而泰阶平，礼乐兴而干戈息’之句，人传嗤之。”又云：“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，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，不请有司之旌。予曰：‘尊公之识高，其命正当尊也。’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，闭门不见宾客，颠毛全好，天彝忽以酒灌醉，尽髡之。醒为号痛而已。所著述将及栋，天彝尽取焚之，恐其有刺触累己也。嘻，亦异矣！”又祭友人云：“斯文将丧，逆天者亡，顾我逆天，死反得后。”等语。此即其梗化不臣，明目张胆，指我朝为闰统，托吠尧以自文者，皆此类也。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，履本朝之土，且身列胶庠，深被本朝之恩，何得视如仇敌，而毫无顾忌，普蜂蚁之不若乎？又文集有云：“人心恶薄日甚，即杀运所开，聊避睹闻，窃恐不免。”又日记云：吴三桂乞撤之语，甚有愤懑不平之气。三桂老不足虑，其下恐未必安。”又云：“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，取四寅也。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。”又云：“董允出其新作，乃《平平凉颂》也，予不看，曰：先须改题目，去首字改颂作叹。”又云：“闻吴三桂死，有吴国贵者立，清遣人往讲，割云贵罢兵。”又云：“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，承谟亦死于闽。”又其行状内云：“夙兴夜寐，终日乾乾”等语。夫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，以有其身家，育其子孙者数十年，乃不知大一统之义，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，或曰“清”，或曰“北”，或曰“燕”，或曰“彼中”。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，亦曰“清”，曰“往讲”，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，何其悖乱之甚乎！且吴三桂、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，则欣然有喜，惟恐其不成；于本朝疆域之恢复，则怅然若失，转形于嗟叹。于忠臣之殉难，则污其过失，且闻其死而快意；不顾纲常之倒置，惟以助虐迎寇为心；不顾生民之涂炭，惟以兵连祸结为幸。何吕留良处心积虑，残忍凶暴之至，此极也。且乾乾夕惕，《易经》传注，皆以为人君之事，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，不更肆且妄乎？又云：“永历帝被执时，满汉皆倾心，东宫勒马前行，以鞭梢东指，则东边满汉兵皆跪，西指则西跪。弑之日，天地晦霾，日月失光，百里之内，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”等语。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，在云贵广西等处，其众自相攻剽劫夺，贻害民生，后兵败逃窜缅甸。顺治十八年，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，先遣人传谕缅酋，令执送朱由榔，否则军临城下，后悔无及。大军随至城下，缅人震惧，遂执朱由榔献军前，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，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。此永历之实迹，乃中外人所共知者。朱由榔穷蹙无归，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，岂有擒寇贼之人，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？其时之汉人兵丁，亦耻而不为之事，况于满人乎！此等瞽说，荒唐鄙谬，无中生有，不知何自而来也。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，尤为荒诞之甚。朱由榔之死，实系上天诛殛，而人力岂能强为耶！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，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？于理亦甚为不顺。且本朝用兵以来，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，百神呵护之德。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，士卒不过千人，贼以重兵相攻，势甚危急，蒙真武之神，显化神兵，布满岩谷，狂寇寒心褫魄，众遂溃逃而散。此有御制碑文，详纪其事者。其克复云南城也，则有金马飞腾之兆，而逆寇即日荡平。此皆见之志乘，万目共睹之事，天下所共知者，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，其它不可枚举，吕留良独闻之乎？总之，逆贼吕留良，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，则概为隐匿而不书，而专以造作妖诬，欲快其私愤。伊之妄诞伎俩，能逆天乎？又文集内云：“今日之穷，为羲皇以来所仅见”等语。夫明末之时，朝廷失败，贪虐公行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至于流寇肆毒，疆场日蹙，每发糜饷数百万，悉皆出于民力，乃斯民极穷之时也。我朝扫靖寇氛，与民休养，于是明代之穷民，咸有更生之庆。吕留良岂毫无耳目，乃丧心昧理，颠倒其说，转言今日之民穷乎？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，海内殷庶，黄童白叟，不见兵革，蠲租减赋之政，史不胜书。民何由而穷，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？试问之吕留良，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，久道化成，休养生息，物阜民安，内外升平，兆民乐业，即自羲后以来，史册所纪屈指而数。蒙上天之眷佑，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，果可多得乎？而乃云：“羲皇以来未有之穷”，不太甚乎？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，动云万金结客，而其刊刻我朝时文，货卖牟利，富仍不赀。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，算及粪壤，营营求财之心，惟日不足，尚得谓之穷乎？又日记内云：“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，其色大红，著人面皆红。”又云：“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，舟中芦席，有飞至南高桥，复还原舟者。”又云：“有大星如碗，后有细星随之，如彗。”又云：“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，然大电，随发震雷，甚响而长，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。”又云：“初五日午后，日光磨荡，有黑日如斗状。”又云：“日有三枚，日旁有一差小者，色白不甚动；白日旁又一小者，色赤而动甚。”又云：“河南郏县有凤至，百鸟朝会数日。有二赤鸟，长丈许，以身蔽凤，凤身五色陆离，鸣如箫韶。邑人怪之，驱牛厌胜，牛俱股栗不前。路上死鸟甚众。又有死金色鲤，狼藉地上。时予作《凤砚铭》云：‘德未尝衰，尔或不来，善以道鸣，必圣人生。’而忽闻此，又一异也”等语。凡此毫无影响，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。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，但以捏造妄幻，惑心观听为事。其荒诞不经，皆不顾也。夫灾亦古所时有，上天垂象，原以儆戒人君，令其修省进德，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。若如吕留良之记载，一一皆虚，天地间未有之事，何以示儆于将来？假使传诸后世，以捏影捕风之语，或信为实有之事，必以从前太平盛世，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，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，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，而漫不经心，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，其罪不可胜数矣。又日记云：“康熙甚吝，吴中顾云者，写真甚精，供奉内廷，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。一日入朝，仓遽用旧服。康熙曰：‘此要银子也。’荐之一王子，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，康熙收之。临行辞，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”等语。不但岂有此事，而怪诞悖乱，何至于此极也。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。夫韩昭侯藏蔽裤曰：“欲待有功者。”史册相传，以为美谈。今一写真之人，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，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。而吕留良捏此浮言，讥为吝惜财物乎？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，除水旱赈恤外，特恩蠲免钱粮，不下数百万万，此天下臣民所共知，岂吝主所能为者？吕留良独无耳目乎！忍心害理，可谓极矣。且吕留良谊属臣民，而慢称康熙，其悖逆无状，何太甚矣。即此数条，猖狂悖乱，已极放言横逆之罪，况其它太甚之词，尤足令人痛心疾首，不共戴天。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，读书学问，初非曾静山野穷僻，冥顽无知者比。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，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；曾静之谤讪，由于误听流言，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，造作妖妄。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，胸中妄起疑团，若不读吕留良之书，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，快心满意，亦必有所顾忌。而不敢见之文辞。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。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，人怀不逞，如汪景祺、查嗣庭之流，皆以谤讪悖逆，自伏其辜，皆吕留良之遗害也。甚至民间氓庶，亦喜造言生事。如雍正四年内，有海宁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。此时惊疑相煽，逃避流离者有之。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，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。盖浙江士人等，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，坐致盛名，兼拥厚赀，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。是以转相推服，转相慕效，多被愚迷而不知也。甚至地方官吏，怵其声热之嚣凌，党徒之众盛，皆须加意周旋，优礼矜式，以沽重儒之誉。如近日总督李卫，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，亦于到任之时，循沿往例，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，况他人乎？此其陷溺人心，浊乱世俗，害已不可胜言矣。数年以来，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，可忧者甚大，早夜筹划，仁育义正，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，近始渐为转移，日归于正。若使少为悠忽，不亟加整顿，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，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，而天经地义之大闲，泯灭沦弃，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。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，不知何所底止耶！今日天道昭然，逆贼恶贯时至，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，则不容不明正其罪，以维持世教，彰明国法者也。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，谓已身上续周、程、张、朱之道统。夫周、程、张、朱世之大儒，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，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？此其狎侮圣儒之教，败坏士人之心，真名教中大罪魁也。而庸流下愚，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，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，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，则斯文扫地矣。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：“逆天者亡。”又曰：“顾我逆天，死反得后。”明知逆天之罪大，而必欲悍然蹈之，死而不悔，不知古今以来，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，何独钟于吕留良也。朕即位以来，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，而其恶贯满盈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，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，曲折发露，以著吕留良之凶顽。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，曾应举成名，蒙恩拔置鼎甲，仕列清华。其余子孙多游庠序，乃不即毁板焚书，以灭其迹。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，而犹世恶相承，并未洗心涤虑，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，党羽连及吕葆中，其时逆迹早已彰著，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，免其究问，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。就常情而论，吕葆中之兄弟子孙，遇如此之惊危险祸，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，自当感激悔悟，共思掩覆前非，以为幸逃诛殛之计。岂料冥顽悍鸷，习与性成，仍复抱守遗编，深藏笥箧。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，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，罔知警惕；而实乃天道昭然，不容少昧，如有鬼神驱遣，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。逆贼之遗毒，不致漏网于天诛也。前此曾静逆书，朕所以一一剖白者。缘朕即位以来，深知外间逆党甚众，自然散布讹言，惑乱人心志。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，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。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，至深至重，即凡天下庸夫孺子，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，亦无不切齿而竖发，不欲与之戴履天地，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。兹特降谕旨，将诸条略为宣示，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，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？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，直省督抚、提督、两司，秉公各抒己见，详核定议具奏。

曾静供词二条
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生于楚边，身未到过大都，目未接见文人，见闻固陋，胸次尤狭，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，时存于中而不可泯。加以吕留良之文评，盛行于世，文章举子家，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，所说之义为定义，而其所讥诋本朝处，又假托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，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。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，与列圣相承功德，然生圣祖皇帝之朝，赖圣祖皇帝之恩，自祖父以来，无干戈之扰，无苛政之苦，休养生息，以乐以利，大是安业顺化，胸中原无此说。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，且以为说出于孔子。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，焉有不信孔子？且浅陋无知，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，因妄自揣量，以为士人读书，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，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，竟将孔子一部《春秋》囫囵吞下去，如何使得。所以抱此疑团，陷身大逆而莫救。直到今日想来，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，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，与列圣递承之绩，所以为一部《春秋》缚束。若晓得这两个缘故，本朝名正言顺，大义亭亭，关《春秋》所摈甚事，与管仲所攘何涉，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。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，为伊生于明末之季，身处江浙人文之区。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，以伊之聪明才性，本朝如此亭亭大义，岂看不出，即托身于儒林，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，使天下读书士子，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，名正言顺，尊之亲之，而勿致疑于孔子《春秋》之说。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，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，不见宣发，竟支吾旁引《春秋》之义，以抵当本朝。既背经文之旨，复乖当身之义，且流说于士林，遗累于国家。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，晓得他的说话者，胸中未尝不染其恶。但所知有浅深，是以受病有轻重，求其能卓然自信，知吕留良之说为非，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，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。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，治业之盛，远驾汉唐，而直接三代，与圣人之生，原无分于东西；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。而紧抱一部《春秋》义旨，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，定会诽谤孔子错作《春秋》，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，解说此义。到今日思来，实是皇天眷佑我朝，知得我朝正义正名，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，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，曲折阐发此义，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，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，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，方晓得此义。从前错误，实由于无知，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，今得圣谕开示，复就伊荒唐鄙谬，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，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，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，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。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，则概为隐匿而不书，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，全不知食本朝之粟，履本朝之土，食德服畴，以有其身家，育其子孙者数十年，皇恩之当报，而竟无顾忌，相视如仇敌。今观其说话，全是以张佞利之口，逞其忿戾凶顽之习，而复七为藏奸隐诈，假托圣贤之说，盗名理学大儒，以欺世而惑人。自古以来乱臣贼子，包藏祸心，诱变士子，陷害良民者，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。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，与误听谣言，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，每清夜自思，心虽无恶，罪实难解。即令自家判断，亦寻出路不著，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，能烛照心肝，洞悉民隐，知得无知误听，本心无恶而钦恤之？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，颁旨宽宥，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，当身罪过重大，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。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，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，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，死生待命之下而已。又焉敢摇唇张口，指他人所犯之大小，诉自己罪恶之轻重！特以尧舜在上，无不达之民隐，圣谕所颁，原得许直供陈奏，而今日所供者，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，是以敢于冒死直供。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，尚得容许自供自解，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，直同天体，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，然即此一事，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。弥天重犯当此盛会，又何敢隐忍回曲，而不直供其所以然。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，是有心为恶，而假托于善，以掩其恶。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，本不知是恶，乃用意为善，而自陷于恶。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，处江浙之省，读书学问，何事不晓，何义不讲，本朝功德，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。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，心暗质鲁，不惟别事不知，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。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，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，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，见之于言，论传之于士林，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。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。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，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，正学士分内事，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。吕留良何计不出此，而反以讥诋为事？今蒙圣谕开示：“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，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。”此诚德同天地，明并日月，至公至明之至论也。且吕留良本心，不欲圣祖之圣，而伪捏不圣之说，以诬其圣。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，忽听不圣之说，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。其实谤诬圣祖，罪固不容于死，而讥诋皇上，法又岂容独生乎？所不同者，只为山野愚民，不知圣德高厚，遂为奸党布散流言，惑乱民间听闻。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，深仁厚泽，沦肌浃髓，虽黄童白叟，皆所深知，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？皇上天视圣祖，浑忘己德。今蒙圣谕开示：“曾静诋讥及于朕躬，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。”此又不惟德同天地，明并日月，至公至明，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。又弥天重犯之狂举，心中本无成见，因闻吕留良逆说，复闻谣言，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，又偶尔歉收，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—。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，目前时势又迫，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，容人安息不得。所以不计利害，不审成败，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，若吕留良，则明知有道，而若不知其道；明闻有德，而若不闻其德。观其立说，多幸灾乐祸之心，毫无忧民爱国之念。是吕留良之诋诬，独出己意，而弥天重犯之狂悖，全凭人使。今蒙圣谕开示：“曾静之讪谤，由于误听流言；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，造作妖妄。”此诚德同天地，明并日月，至公至明之至论也。至若中外之分，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，其实亦心知其不然，苦奈学浅无知，见闻未广，思想义理不出，分解不来，无可如何。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，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，读书人所必守。岂知本朝得统之正，列圣救济之功，皆千古所罕见，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，不惟不同；且以今较古，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。今蒙圣谕开示：“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，胸中妄起疑团，若不读吕留良之书，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，快心满意，亦必有所顾忌，而不敢见之文辞。”此诚洞见肺肝，民情丝毫不能隐处。凡此乾断，固非具大舜之智，不能明察到此。抑非裕帝尧之仁，不能钦恤如是。仁智交融，圣神并至，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，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。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，死亦何恨？况昨又蒙降旨，九分不杀，是即感明睿之德，照烛隐情；复荷高厚之恩，宽宥重典，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，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，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，亲之如父母而已，更有什么话说得。

刘之珩、车鼎丰、车鼎贲、谯中翼、孙用克即孙学颜、陈立安、曹珏、廖易即景叔、张孝先、张勘即实安、张新华、张照、张熙同供：伏惟本朝圣圣相承，积厚流光，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，肇基东北。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，为亡明雪耻，救生灵于水火，天下筐篚争迎，同登衽席。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，入登大宝，大一统之盛，虽殷周有未及者。迨我圣祖仁皇帝继统承乾，化神德盛。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。乃不意浙省有吕留良者，恃彼小才，欺世盗名，假评选以驰声，藉刊刻而射利。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，得以风行宇内，一时传习举业者，悉为其所惑，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，讲章之宗匠。之珩等庸陋迂愚，素未谙其为人底里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，论文说书，笔尖舌快，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。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，种种悖谬，率皆大逆不道之语，甚至轻肆诋讥，上及圣祖，诚有臣子所不敢入于目，不忍述诸口者。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，乖戾无比，逞臆妄言，私心梗化，正是乱臣贼子之尤，罪大恶极，为王法所断不容。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，谬附前朝之余烬，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，直视如蔑有，顾以绝我影响之事，毫无顾忌之谈，公然形诸笔墨。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，其实曾蜂蚁之不若，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。且其身后，长子葆中即成进士，缀清班，其余子孙，亦复多列胶序，则由今日而论，国家之恩泽，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，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，愈觉可恨，而其罪益彰明较著，历劫难逃矣。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；而庸夫孺子，稍一线之良者，亦莫不痛恨而发指。即彼诗文中，亦尝自谓逆天，宜乎其享年不永，而旋已早伏冥诛也。窃思留良既死，凡秘笥所留，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，而乃应毁不毁，片纸只字，卒致莫能遁匿者，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，而又欲有以显佑我皇上之纯孝，所以默使之败露，而表暴其罪状哉！从此宇内士民，幸得悟其背伦逆天，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，如大寐之忽醒焉。昭昭天理，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，恢恢天网，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。之珩待共沐皇仁，粗知大义，睹此奸回，不胜不共戴天之愤。谨供。

雍正上谕

上谕：浙江逆贼吕留良，凶顽梗化，肆为诬谤，极尽悖逆，乃其逆徒严鸿逵者，狂暴狠戾，气类相同。意见吻合，实为吕留良之羽翼，推尊诵法，备述其遗言绪论，又从而恢张扬厉，以附益之，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。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，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，无端反噬，愤懑猖狂，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；至若严鸿逵，则生今之世，为今之人，自其祖父，已为本朝之编氓，践土食毛，戴高履厚。严鸿逵之于明代，岂有故君旧国之思，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，何所庸其感忿，何所庸其追忆，而亦敢效颦狂吠乎？兹择其悖逆之语、彰明较著者，一并宣示，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，无父无君之罪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其日记有云：“索伦地方，正月初三地裂，横五里，纵三里，初飞起石块，后出火，迫三十里内，居人悉迁避。”旨云：此等异事，古来甚多，况在口外，何足为奇。又云：“徐姓在燕，有仆妇发狂，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，忽报朱三太子来，三人下阶迎之。见一人浑身血痕，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，三人初不允，固索，乃允。约以某日发水始去。醒而言之。后几日，热河水大发，淹死满洲人二万余。计其日，则此妇所梦之日也。”又云：“江都邵穆布将死，如有所见，口呼‘惕斋先生，与我无预’者，月余而死。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，有人在彼署中，见其死时如此。”又云：“十六夜月食，其时见众星摇动，星星如欲坠状，又或飞或走，群向东行。”又云：“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，一钦天监云：此星出天沛垣，入天市垣，分野属吴越，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。其色白，应主国丧，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。”又云：“予所戴六合一统帽，以拟四方平定巾，今士人仿效渐多，因阅《日知录》，乃知先朝已有是名，亦太祖所制，若曰‘六合一统’云尔。”又云：“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，方圆点叉不一，或圈中有字。”又云：“徐孝先终身衣直领，戴孝头巾，言与先皇帝戴孝。”又云：“近日有雄鸡生卵，雌化为雄；又有犬产蛇鳖，胎生。”又云：“练市有沈开生名伦，不去发，白衣冠终其身。”又云：“河南有虾蟆食人异。奇哉！”凡此荒唐叛逆之语，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，已不胜枚举，其中惟索伦地方，拥石出火，实有之事，此盖彼地气脉使然，前此已经屡见，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。本地相传，皆言自土中拥出者，历年已久，无从考索。是以其地名九墩，与新出之石，凡十矣。其傍远迫山顶，亦有烈焰者，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，是以有“从前甚多”之谕旨。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。至热河水发一事，口外重山叠嶂，五六月间大雨时行，凡涧溪悉成巨浸，行旅时为阻滞，然雨止，则一二时即退。热河山回峦抱，中惟一道河流，每雨水稍大，众山之水皆从此出，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，大雨连昼夜，其时附近行宫一带，地处高阜，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。本地久居之民，实所习见，不以为异。而扈从之官兵，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，皆安重不迁。惟寄居之匠人等，以生平所未见，惊惶迷惑。或有愚人编木为筏，谓可以乘流而渡，遂有木筏触石而解，以至沉溺者数人。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，在隔河山麓，有守水官兵，凛尊法度，水至不敢移徙跬步，亦至沉溺二三人。是时，朕以轮班，恭请圣安，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，因约束严整，无一妄动之人。及至水退，皆安然无恙，无一人被水者。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，何其妄诞至于此极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，及起蛟之事。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，严鸿逵岂不闻之乎？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。且热河之地，五方贸易之人毕集，而佣工力作者，多系山东山西之民。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，有此理乎？乃托之梦幻，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，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。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，多言桀犬吠尧，吠非其主，以自卸其罪。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，为今之民，明代沦亡已久，而我朝定鼎，经百年有余，按之天时，稽之人事，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，以及伪朱三太子，非严鸿逵之主也，明矣。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，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？且臆造讹言，好乱乐祸，于升平宁谧之时，作干戈扰攘之望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，而公然诬蔑；以今日之民安物阜，而朝夕咒诅。种种丧心病狂，皆拾吕留良之唾余，而尤加幻妄，岂非凶虐性成，万死有余之逆贼乎！且伊既私自著述，造为妖罔嵘，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，以掩其奸顽。浙俗浮薄之士，簧鼓其虚誉，致有廷臣以纂修《明史》荐举及伊者，伊乃自鸣得意，抗慢诡激，其日记有云：“传之得炳仪字，仍嘱劝驾。有‘尧舜在上，不可徒事高隐’之语。予笑谓尧舜在上，独不可下放巢由耶。”又云：“总宪又有面奏，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，势不得辞云云。然予意自定，当以死拒之耳。”其大言藐抗，即已若此。乃日记又云：“有衡州人张熙，字敬卿来见，言其师曾静，永兴县人，在彼中讲学，学者称蒲潭先生。从前因读讲义，始弃诸生。”又云：“敬卿欲往江宁，作致双亭字，又寄冬之字。”夫以朕特旨诏修《明史》，旁求山林隐逸之士，而廷臣荐举及伊，则妄附巢由之洗耳，至欲以死力拒、视朝廷如儿戏，待征召于弁髦。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，尺书驰问，一介相通，则数千里之外，呼吸相应，亲如同气，辗转游扬，招纳党类，天地间，显图不轨，恣意横行，扰乱纲常，震世骇俗，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。似此悖逆叛乱之人，煽惑民心，贻祸后世，王法所不容，神人所共嫉，且获罪于圣祖皇帝，与吕留良党恶共济，其罪不容于死。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？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，具奏。

上谕：曾静悖乱凶顽，张为幻，从束狡恶狂肆之徒，未有其比。宜若性与人殊，不可化诲。乃今悔悟，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，痛心疾首，历历吐供，自称“向为禽兽，今转人胎”等语。可见天地之大，无所不有，亦无物不可化诲。圣人有言，“信及豚鱼”。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，亦能悔罪悛改如此。伊著《归仁说》一篇，奏云：“此身若在，愿现身说法，化导愚顽。倘不能生，则留此一篇，或使凶恶之徒，亦可消其悖逆之念。”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，无不可感格之人。是以将曾静《归仁说》附于各供词之后，非以其称功颂德、谄谀而存之也。